信息来源：中国财经报 2007-06-07 08:43:27
　　上世纪20、30年代，瑞典进入了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面对经济衰退和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寻找更切合社会实际的治国良策。很多研究瑞典模式的学者总结说，那个时期瑞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创新”，正是这样的“创新”使瑞典与其他西方国家在发展模式上有了区别。

　　当时，瑞典出现了一大批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他们自称为“社会工程师”。这些学者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非常注重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二是有世界眼光。他们坚信自己不仅可以解决瑞典的问题，也可以向世界提供一个解决此类问题的范例。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瑞典学者开始了深入调查和广泛交流，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他们直接参与了改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在当时的政府、议会里，随处可以看到瑞典学者的身影。英国学者西蒙说，瑞典与英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授们很少把自己的观点讲给议员们听，因为他们往往自己就是议员。“如此众多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教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必定会有助于提升有关公共事务和法规讨论的水平，也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纯粹的空谈，并改变大学里的研究风气。”

　　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表明，学者执政成了瑞典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当时瑞典政府的高官有不少都是经济学或法学教授。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担任财政大臣的维格福斯，正是他提出了公共投资有助于缩小经济危机的思想，并使这一新思想在1933年的瑞典政府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得以体现。

　　当时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由提出购买力平价说的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主持，他的四个最优秀的学生从属于不同党派，都当过议员。这四位学者虽师从同一个教授，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建树。冈纳·缪尔达尔教授不仅是社会民主党内的重要人物，也是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和商业部长；约斯塔·巴格教授是保守党的领导成员，专门研究失业问题，在政府的失业委员会中任职；贝梯尔·俄林教授是青年自由党的主席，也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人物；尼尔斯·乌林是农民党党员，担任了海关负责人。

　　“学者治国”在瑞典形成了传统，甚至在瑞典工会中也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比如，工会的两位经济学家高斯塔·瑞恩和鲁道尔夫·梅纳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时提出了一整套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被称为“瑞恩——梅奈模式”。

　　19世纪末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瑞典走到这一步，就必然会逐步脱离社会民主党早期所坚持的路线，开始进入一种更注重实用和实证的阶段。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也随着参政学者的研究水平，和西方及瑞典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不断同步向前。我们今天想要理解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不了解与其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