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中国财经报 2007-06-21 09:16:42
　　通过长期实践，世界各国纷纷摒弃单纯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探索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之路。

　　我国从“九五”时期就开始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路，但成效并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影响因素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盲目。当前，充分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意义重大。

　　美国篇

率先实现集约型转变

　　据世界银行的分析，美国在1950—1960年间，在全世界率先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美国经验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经济增长历经三个时期

　　如果以二战结束的时间为界，二战结束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是粗放型的，二战结束后其经济增长方式基本是集约型的。

　　二战结束前，美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在工业化前期，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在工业化的后半期，高效资本投入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是因为很多新发明和新技术相继产生并得到推广，加上前期引进的大量先进技术和人才，共同推动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规模经济产生，直到工业化过程完成。可见，二战结束前美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趋势，但由于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还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粗放型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其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以增加投入为主的高速增长期，以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期，以技术进步的持续加速为主的“新经济”增长期。

　　1947-1969年是美国以增加投入为主的高速增长期。二战期间，美国借“中立”的立场与交战双方进行军火交易，积累了大量资本增加投资，促进了资源型行业的迅速发展和企业设备的更新，同时也注重资本投入效率的提高。与资本投入相比，劳动投入相对弱化，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双向提高结束了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

　　1970-1991年间，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分别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初和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不但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两大传统支柱产业受挫，部分高技术产业也遭到明显削弱，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石油危机迫使美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变大规模注入为高效率投入。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二战后最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使得美国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蓬勃兴起，而高耗能的传统产业也得以改造，集约型的高技术新兴产业劳动力需求旺盛，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开始进入经济集约化增长的“黄金时代”。

　　1992年，美国进入了“新经济”增长期，其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和低财政赤字并存。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自然失业率得以大幅度降低；由于新经济带动了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此前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得以减轻。在“新经济”增长期，美国全面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标志有：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人才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劳动生产率增幅加大；获得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等等。

　　四大因素影响转变方式

　　在美国，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优秀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牢固基础，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持，政府政策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保障。

　　科技创新方面。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诸因素中，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处于首位，据测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美国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和副总统任正副主任,由一些部长担任委员，以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国家领导。美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国发展，所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增长很快。1992年，美国的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资已经超过日、德、法三国的投资总和。同时，美国政府还非常重视科技成果在经济上的应用，支持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

　　人力资本方面。美国科技创新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保证的。美国人力资本的优化主要依靠多层次的教育来实现，1983年美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基础研究能力的开拓型人才，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具体的内容包括：提高中等教育质量，加强外语、数学、科学、计算机等基础课程教学，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重视教师的继续教育，注重大学通用人才与尖端人才的培养。美国教育支出及各级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的1/3都是由教育投资带来的。

　　结构调整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大规模地对传统产业进行有效技术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不断巩固和加强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为了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美国企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兼并收购重组和内部经营结构的整顿，优化了资源配置并获得了最佳经济效益。政府方面也实施了促进结构调整的工业政策、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企业政策。经过结构调整，美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成为增加就业的主渠道，经济“服务化”的特点更加显著；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释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转向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内部顺利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商品农业和持续农业转变。这样的产业格局加快了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

　　政府政策方面。美国政府的一些干预政策对于经济增长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税收优惠、价格保护、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等，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引导效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在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农业发展及公路、航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80年代重点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重点支持信息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发展，这些连续的产业政策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

　　在科技政策方面，政府出资支持大量的科研活动，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正确的引导。在企业政策方面，积极扶持小企业发展，成立代表小企业利益的小企业管理局，一方面向小企业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及其他帮助，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小企业意见，并实施了一系列立法对小企业加以保护。在贸易政策方面，运用出口补贴、税收优惠、进口壁垒等措施，做到保护国内市场与开拓国外市场并举。

　　 日本篇　　

不断改变立国方针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什么日本作为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战败国能够迅速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

　　技术进步方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且对引进的技术具有严格的要求，首先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市场需求等基本国情，其次要有利于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步伐、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第三要有技术改进和创新的潜力。

　　除重视技术引进外，日本还致力于前瞻性技术研发，在尖端产品的生产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其中包括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等等。技术进步为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动力，而巨大的研发投入是重要的物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居发达国家前列。

　　优化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

　　日本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20世纪60年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促进了中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普及中等教育的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世纪80年代推进教育的个性化、信息化和国际化；20世纪90年代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发展研究生教育；近年来进一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质性发展，并推进高层次远程教育，倡导终身学习。

　　此外，日本还注重培养多元化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才，尤其重视理工科人才培养，并建立企业人才成长评价制度，提升职工的知识水平和训练水平。通过教育的发展，日本全民族文化素养和劳动力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储备了数量大、质量高的劳动资源。

　　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面

　　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载体，日本产业政策经历了“产业合理化——扶植重化学工业——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重视环境保护”的调整。

　　具体来说，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依靠“倾斜生产方式”，政策倾向于支持军工、煤炭、钢铁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力、运输行业的发展；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推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提高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及其技术装备水平；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进入稳定的中低速增长时期，转而实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政策，并从忽视和放任公害转向重视和控制公害，重视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产业政策调整的直接效果是优化了产业结构，并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政府干预方面

　　日本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干预。

　　日本政府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确定了“贸易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前者具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导向，后者具有集约型经济增长导向，二者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贸易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配套措施：制定鼓励出口的外汇使用办法，建立降低出口厂商风险的出口准备金制度，允许出口厂商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并允许他们结成卡特尔等等。

　　在“科学技术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配套措施：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给予税收优惠或政府补贴支持，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和相关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增加对新兴产业和企业的投资等等。

　　由于政府直接投资通常具有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性质，日本政府的直接干预大多不予采用，而是仅限于审查、认可企业法人的资质，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发展。

　　此外，日本政府更多地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促使企业把握产业的发展动向和变化趋势、改善经营、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向集约型部门转移，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投资结构演进推动经济增长　　

　　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等地，是战后发展最快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它们逐步发展起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国家和地区。此后，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亚洲23个国家和地区，也被纳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转变过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投资结构演进，投资结构演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新加坡：阶段性鲜明　　

　　新加坡经济增长的阶段较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业化开始起步,为了解决单一依赖转口贸易和殖民统治时期遗留的严重失业问题,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和劳动密集型工业。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转而发展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同时大量吸引外资，引进电子产品，工业化步伐加快。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重组经济结构，将制造业朝着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化，并积极促进服务业发展，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正式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开始兴起，生命科学备受重视。

　　与上述经济增长阶段相应，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产出增长8.8%，其中要素投入贡献89.9%，要素生产率贡献10.1%,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70年代,产出增长8.3%，其中要素投入贡献64.5%，要素生产率贡献35.5%，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但仍属于粗放型;1980-1993年，产出增长6.9%，其中要素投入贡献38%，要素生产率贡献62%，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香港：由资本转向技术　　

　　香港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没有新加坡明显，20世纪50年代，因资金有限，只能发展资金需要量少、周转速度快、收益周期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同时完成了从单纯的转口贸易向出口导向型工业转变。

　　20世纪60年代，随着香港的外部资本流入迅速增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发展显著，经济增长呈现资本密集型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口市场萎缩，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也有所降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向技术密集型升级。

　　20世纪80年代，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技术成份逐渐增大，且内地改革开放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为香港提供了资金、劳动和市场，推动其经济增长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与上述经济增长阶段相应，20世纪60年代，香港产出增长10%，其中要素投入贡献51%，要素生产率贡献49%,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相对集约程度较高;20世纪70年代,产出增长9.2%，其中要素投入贡献72.2%，要素生产率贡献27.8%，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较大降低，属于粗放型;1980-1993年，产出增长6.5%，其中要素投入贡献43.5%，要素生产率贡献56.5%，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韩国：科技可以兴国　　

　　韩国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韩国经历了战争后的重建恢复期，先是选择了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后逐渐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扩大出口贸易，及时实现了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韩国开始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如轻工产品）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完成了资本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整个70年代，韩国从日本、美国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并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地位，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得到提升，同时重点扶持优势产业、战略产业、新兴产业，并扩大海外直接投资。

　　与上述经济增长阶段相应，20世纪60年代，韩国产出增长8.6%，其中要素投入贡献107.5%，要素生产率贡献为-7.5%,属于纯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70年代,产出增长10.1%，其中要素投入贡献59.9%，要素生产率贡献40.1%，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但仍属于粗放型;1980-1990年，产出增长6.4%，其中要素投入贡献55.1%，要素生产率贡献44.9%，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990-1994年，产出增长6.6%，其中要素投入贡献39.7%，要素生产率贡献50.3%，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专家看法　　

　　由经验分析可知，各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过程和程度不同，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历程、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策略、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环境，使得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多有不同。

　　总结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经验，基本上有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进步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和根本推动力，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政府通过实施财政、法律及行政手段进行的适度干预，可以保证市场竞争的规范和有序。实践证明，政府在公共福利、社会分配、基础设施、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

　　第三，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是因为人力资源能够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并能主导所有的发明创造，所以应该发展多层次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第四，高效均衡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规律，可以使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及产业内部实现合理配置，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载体。为了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制定正确合理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来引导。

　　一家之言　　

他们为何能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强政府”一向是“东亚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由此不难理解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的突出作用，在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技术引进、金融稳定、价格保护、结构调整等方面都由政府主导。正因为有效地利用了政府准确而强有力的诱导，这些国家和地区才得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路。当然，“政府主导”并非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实际证明，近年它已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造成了一些困扰，需要考虑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重新定位问题。

　　在发展战略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转换,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鼓励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融入到国际化进程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及资本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20世纪50年代重点发展较容易实现进口替代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发展转为面向出口，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则成为进口替代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韩国开始面向出口，而技术密集型工业在韩国进入进口替代阶段，在新加坡则直接面向出口；20世纪80年资本密集型工业全面转为面向出口，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始进入进口替代阶段或直接面向出口。通过结构调整，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和外向化，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力支撑。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落后条件下迅速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与对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技术进步是通过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开发适用技术两个阶段完成的，前一阶段主要是面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后一阶段则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科研机构和基地，制订高新技术产业计划，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把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前提，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培训、制定和完善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走出去，引进来”等措施，从社会需要出发，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