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礼华 
                                             信息来源：中国财经报 2007-09-20 09:36:23
　　中国价外税常以价内形式征收是儒家“施仁义”在税收上的反映儒家以亲情作为“仁”，理性谓之“义”。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仁者，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当理性的“义”大大超越亲情的“仁”时，才能“大义灭亲”，一般情况下，就得讲“子为亲隐”一类的亲情。这种亲情使得在商品零售环节向人征税成了一种不仁，从思想上很难被买卖双方所接受，以至于我国的价外税不得不改用价内税的形式间接征收，来保证国家的收入。

　　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增值税，它是一种价外税，购买商品时由顾客自行支付并在发票上标明税额。即价值100元的商品按中国现行增值税率17%计征，顾客总共需支付117元，其中100元是货款，17元是税收。而在中国如果这样做就有人通过现金交易不开发票的办法达到逃税的目的。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不流失，我们不得不将增值税放在工商环节征收，使购买者在零售环节上感觉不出征收增值税的痕迹。

　　还有燃油税，全世界都在车辆加油的零售环节征收，而在中国这一办法很容易引发现金交易的逃税。因此，1998年研究开征燃油税时，一开始就考虑在炼油厂和海关进口环节征收。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汽油和柴油不仅有车用的也有船用和工业用油，如何将源头所征的燃油税合理地返还给船用和工业用油单位就成了一大难题，也是导致燃油税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了两个小税种，一个是筵席税，另一个是印花税。至今前者无疾而终，后者兴旺发达。中国人重视吃喝，国家强调“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相遇，第一句话便是“吃过了吗？”人们的交往更离不开饮酒吃饭，所以征收筵席税不仅消费者不愿意，就是餐馆也不配合。1988年全国只收了100万元，直到1993年偌大一个浙江省也只收了9万块钱，还不够印发票的成本。当时，鉴于这一得不偿失的窘境，我作为浙江省财政厅厅长不得不宣布1994年起停征筵席税。中国百姓办事订合同都希望官府能给予认可，而在文本上黏贴印花的印花税恰恰符合了人们这一心理需求。从而使印花税不仅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征收税额与时俱进，1988年全国印花税收入3．57亿元，占全国1579．6亿元财政收入的0．22%，为当年筵席税收入的357倍。2006年达到了379．56亿元，增长了近100倍，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比例上升了0．78个百分点。税负不均是上尊下卑的儒家伦理在财税政策上的反映

　　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向人们征收的收入，其与人们赞助某项事业完全不同，它既没有名，也没有利，仅仅是一种义务而已。所以，如果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是没有人会自愿纳税的。尤其在盛行尊卑文化的中国，只要位尊权大者都希冀获得减免税的特权，例如满脑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思想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在洪武初年给了他的58位宗族亲藩以这样的特权，导致这些肆无忌惮的宗族亲藩不仅人口成倍繁衍，而且贪得无厌地大量兼并土地，结果不到200年便造成全国一半耕地优免不纳税的局面，使国家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迫使不敢得罪宗族亲藩的朝廷自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开始屡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饷”，明目张胆地增税以解燃眉之急。面对不公平的苛重税负，大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难以忍受，只好流亡到外地“趁食”，最多时流民人数高达600万人之巨，几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1/8，随着流民力量的积聚，民怨沸腾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明王朝的毁灭。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反映经济状况的财政更是维持政权正常运转的强大后盾。正因为历代统治者深知没有财力就等于没有权力的道理，所以他们都十分重视生产的发展和财力的集聚，尤其是那些开国之君没有一个不亲自关注生财、聚财和理财之道的，并且历史证明不知道理财者就不懂得治国。最典型的便是明末造反18年却只当了18天大顺皇帝的李自成。他提出“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的口号，不走正常的征税理财之路，而是利用吃大户的办法来剥夺富裕获得不能细水长流的一次性财力，从人们焚香点烛把他迎入北京算起仅仅18天，他便被北京百姓所憎恨，最后走上失败之路。